种子迷局
“偷种子”，这一个看似天方夜谭的故事正在中国种子圈中频繁上演。
无论是海外NGO组织“夜袭”海南岛种子试验田，还是中国行业人士万里“奔袭”美国庄稼地，都将中国种子产业的迷局一次次从田间摆到桌面。
整体实力不强、产学研脱钩、知识产权保护落后、缺乏可以与国际巨头抗衡的行业领军企业，种种问题之下，中国种子产业，这个规模800亿元的市场，正在迷局中摸索。
800亿市场
拜尔、巴斯夫、孟山都、先正达、杜邦，在世界种子巨头在中国市场步步为营之时，中国种业的尴尬逐渐显现。
“盗窃种子的事件，给中国种子行业敲响了警钟。”中国社科院农村研究所李国祥（微博）教授告诉新金融记者，“中国种子市场必须要形成自己的风格。”
2013年，中国粮食总产量60193.5万吨（12038.7亿斤），在世界粮食产量排行榜上继续领先，但是在种业市场上则交不出同样亮丽的答卷。
根据袁隆平助理黄崎此前在第十二届中国国家安全论坛的学术报告中介绍，中国每年需要种子125亿公斤，市场规模达到550亿元。现在随着商品化率提高，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将达到900亿元市场，而我们现在仅仅能满足45亿公斤。
有业内人士表示，2013年中国的种子市场规模在750亿元左右。
“我估算目前中国种子市场规模（包括玉米、水稻、小麦等品种在内）在800亿左右。”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教授、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严建兵告诉新金融记者。
天津一位农业专家介绍，所谓种子市场，并不单单指玉米、小麦、水稻等农作物，还包括棉花、油料以及瓜果等品种。目前种子一般占到农业成本的10%-20%，不同品种之间有一定差异，像玉米这种作物一亩地需要4-5斤种子，种子成本为四五十元。“小麦也差不多是这个价格，种子成本占比相对更高些。”
在所有种子中间，玉米和大豆的关注度一直处在风口浪尖，这与外国种子企业在国内逐渐占领市场以及牵涉转基因问题不无关系。“因为这两种农作物种子的市场集中程度高，利润大，无论国际巨头还是国内企业都将其作为市场重点。”
资料显示，就目前中国玉米种子的库存量来看，2014年一粒种子不生产，也能够满足市场需求。
因为成本低，产量高，还适应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节省劳力，导致中国农民喜欢种玉米。这几年玉米的价格一直很高，因此玉米种子的竞争在所有种子中竞争最激烈。
繁育推难题
相对于外资种子公司的优势，技术并不是最大障碍，国内种业在研发和推广领域的脱节被认为是病根。
业内人士认为，中国育种行业研发技术不是问题（比如中国杂交水稻科技世界领先，很多农业品种单产并不低，说明中国是有科研能力的），主要问题在顶层设计。
“中国前些年有几千家种业公司，几乎人人都能研发种子，对种子的审定政策存在太多漏洞，监督管理不够，制度性的原因，严重阻碍了技术的进步。”
资料显示，目前国内种子生产企业超过5000家，而在几年前这个数字是8000家。“中国种子公司数量多，但是缺乏真正有实力的企业。”农业专家佟屏亚介绍，“种子公司只卖种子不搞科研；科研单位只管育种，不问市场。”
这与之前中国的农业推广体系关系密切。在改革之前，各地种子公司一般隶属于农业管理系统和科研机构，其主要功能就是种子的销售。“对避免假冒种子坑农是起到很大作用的。”前述天津农业专家认为，“有的种子公司其实就是卖种子，很少开发，也没有实力进行研发。”
种子公司依赖科研单位，科研单位依赖课题，被认为是种子产业尴尬的重要原因。李国祥介绍，科研单位的项目，主要考核目标是发表论文，形成科研成果而不是直接的市场竞争力，不是直接的增产增效。“在论文发表数量上，中国做得并不差，但是解决不了核心问题。中国和外国的评价体系不一样，国外种子品种研发出来之后，不发表论文，这样别人就无法知道数据，很好地保护了知识产权。”
长时间以来，中国种业领域占据主流的模式是，高校有研究成果，企业出钱买断，二者之间缺乏实质性的交流，现在正有所改进，不少高校科研工作者会给高校提供咨询、思路、建议。
事实上，关于种子领域的弊端，科研人员、企业、政府机构都有着清晰的认识。
国务院2011年8号文件《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中明确表示，目前我国农作物种业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商业化的农作物种业科研体制机制尚未建立，科研与生产脱节，育种方法、技术和模式落后，创新能力不强。
同时，种子市场准入门槛低，企业数量多、规模小、研发能力弱，育种资源和人才不足，竞争力不强；供种保障政策不健全，良种繁育基础设施薄弱，抗灾能力较低；种子市场监管技术和手段落后，监管不到位等等都是中国种子产业的弊端。
此前，农业部科技发展中心副主任刘平表示，有些种子企业诚信不够，所以导致侵权案件多发，特别是套牌侵权。现在都是故意、有意侵权，研究规章的人、很懂行的人、很聪明的人钻法律空子。
种子技术属于高度机密，但是缺乏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重视的力度也不够，尤其是对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打击的力度也不够，是种子产业尴尬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重大育种科研项目要支持繁育推一体化种子企业，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商业化育种新机制。优化调整种子企业布局，提高市场准入门槛，推动种子企业兼并重组，鼓励大型企业通过并购、参股等方式进入种业。”
外资利弊
目前排名世界种业前十名的公司均已进入中国市场。由于我国种子经营的现行法规及政策的限制，此前这些公司的经营范围主要是蔬菜、瓜果、花草种子等，其经营量约占我国这类种子需求量的50%。
“目前中国种子市场对外资并不是完全开放的，外资种业公司进入中国一般采取合资的方式。”李国祥介绍。
自上世纪90年代，孟山都公司率先与河北省种子公司成立合资公司之后，中外合资种子公司模式迅速推广，并在此基础变成相对大型的种子公司。
2006年，市场排名靠前的敦煌种业公司与世界500强企业美国杜邦集团先锋良种公司合资合作，投资2000万美元设立了敦煌种业先锋良种有限公司，利用先锋优势品种，扩大和提升中国玉米杂交种子的市场份额，市场竞争实力大幅提升。
由中种集团控股的中种国际种子有限公司的合作伙伴同样是来自美国的孟山都。
“所有粮食品类中，玉米的商业化程度最高，竞争最激烈。目前国内水稻和小麦种子可以做到自给，但是玉米的99%不可以。”前述业内人士介绍。
科研经费的投入和集中使用，同样是中外种子行业之间差距的重要原因。曾有中国种子专家去孟山都参观，孟山都每天的科研耗费是400万美元，这个数字超过中国所有育种公司的总和。他们是一个完整的生产线，每一个科学家都是生产线上的一颗螺丝钉。
“孟山都的科学家到了中国不一定能当上教授，但是他们能生产出来技术领先的种子。中国科学家每一个都是将军（想法和实践脱节）。”
在世界范围内，从1996年至2006年，全球种业市场规模从300亿美元增长到340亿美元，并逐年小幅度提升，而其中前四家占据了市场份额的近40%。
“很多人担心孟山都、先锋等国际大公司进入中国是狼来了，我倒是希望种业更加提高开放度，引进孟山都等大公司，美国是我们的参考系，中国现在还需要学习，尤其是中国缺乏系统集成的能力，生产与科研不协调。而这些先进的大公司是我们很好的参照系。”有专家认为。
“国外种子市场的集中度非常高，一家就可能占据30%—40%的市场，几家大的公司就可以垄断市场，中国现在非常分散，多数是地域性企业，全国性种子企业还是没有出现。”李国祥认为，这一点必须加以改变。
种业“歧途”
熟知大北农的人强调，其董事长邵根伙一直想在玉米育种方面有所建树，邀请最好的研发总监、投入新的销售人才。然而，似乎还是急了点。如今，大北农“窃种”事件再度发生，让其种业市场中本就丧失的优势更加单薄。
窃种风云
莫云在美被拘押第7天，事情逐渐变得明朗。
7月8日，上市公司大北农迫于外界压力，发布一则只有两个简单信息的公告；第一，莫云现在已经不是大北农集团工作人员；第二，玉米种业在大北农占比很小。公告撇清了莫云与现在的大北农之间的关系。但是对于其窃种行为与大北农之间的关系等相关问题，却没有任何披露。
虽然撇清了职务关系，但莫云大北农董事长邵根伙妻子的身份无法切断。
半年时间内，大北农两度陷入“窃种”事件，让包括董事长妻子莫云、大北农副总裁李绍明等在内的8名人员在美受到起诉。
莫云曾于2001年至2008年在大北农任职，负责管理其研发团队。2014年7月2日，莫云在洛杉矶被捕，理由是莫云涉嫌盗取美国转基因玉米种子。
对于大北农来说，这是一次不小的打击。目前莫云在艾奥瓦州首府得梅因的联邦法庭被控“阴谋盗窃商业秘密罪”。其他几个同案嫌疑人包括莫云的哥哥莫海龙等，也被指控参与了在艾奥瓦州的玉米田中盗取转基因种子并寄送回中国用作分析的活动。
与大北农关系密切人士告诉新金融记者，去年12月，大北农就曾陷入一次“窃种”风波，当时的主角是与莫云有姐弟关系的莫海龙。
此次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指控称，大约在2007年1月到2012年12月这段时间里，莫海龙、莫云以及其他人同谋从多家美国种子企业窃取商业机密，为大北农旗下的一家种子公司谋取利益。相关信息显示，该指控中涉及的种子公司为大北农旗下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色农华”）。
而“窃种”事件中牵扯的主要人员除了莫云、莫海龙，还有大北农副总裁、金色农华董事长李绍明，此外还包括王雷、“王宏伟”、林勇、叶剑，其中有三人为金色农华雇员。
事件中所涉及的金色农华成立于2001年，主要为大北农旗下的种子业务子公司。年报数据显示，大北农集团种业产品的总营业收入为4.37亿元，而2013年金色农华营业收入3.95亿元，占到种业产品总营业收入的90%。
“金色农华主要承担大北农种子研发任务，曾经培育出来的农华101是一款很有前景的玉米种子。”业内人士告诉新金融记者。
2013年12月，美方媒体曾透露，莫海龙等人涉嫌偷盗的美国玉米种子专利成本预计达4000万美元。华中农业大学教授、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严建兵表示，美国拥有多数品种优良的玉米种子，中国因为时间等原因目前还难以达到。这些种子的研发时间通常在5-8年，主要特性是高产、有助于抗击病虫害等。
在育种界，种子专利属于高度机密性信息，甚至涉及国家层面的问题。据FBI官方信息，对莫云等人的逮捕是因为其涉嫌盗窃商业机密。中国开源软件推进联盟副秘书长袁萌分析，在美国盗窃商业机密者就是商业间谍（Spy），FBI给莫云定下的这个“名头”可不小。在美国当局看来，转基因玉米的核心技术是国家的机密，绝对不允许外国间谍插手其中。
在袁萌看来，此次被捕，从性质上来讲等待莫云等人的判处不会从轻。
正道与歧途
在艾格农业分析师马文峰看来，陷入“窃种”事件的大北农在研发方面的投入企图投机取巧。
马文峰告诉新金融记者，“事实上国内诸如此类的事情也时有发生，但是都没有进入公众视野。”
与大北农有过接触的严建兵对此则有不同的看法。“其实大北农对科研的投入并不少，从我接触到的大北农来看，其对科研的投入态度还不错。”他说。他还透露，在此前的接触中，大北农曾有意邀请华中农业大学顶尖科研人才担任其研发总监。
华中农业大学在玉米等育种领域的科研技术一直处于全国最前端，所以大北农的诚意邀请让严建兵看到了这家公司对研发的投入和决心。
事实上，大北农创始人邵根伙本人也为农学院出身，他在1993年创立大北农，最初从饲料行业起步，2000年进入种子领域，3年后开始动物保健和植物保健业务。一直以来，饲料是大北农的主要业务，种子则是大北农一直想要发展成为主要业务的板块，动保和植保是辅助业务。
大北农年报数据显示，其2013年研发总投入为4.93亿元，占营收的2.96%。业内人士告诉新金融记者，大北农在水稻研发方面有比较突出的业绩，国内仅次于隆平高科。玉米育种领域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洛单248、农华101等。
“其中农华101抗倒伏、耐受性等都不差，有希望卖得很好。”严建兵说：“他们在研发上还是很愿意投钱的，并且他们的田间测试做得也很到位。”
2010年，大北农上市前夕，其自主研发的农华101刚刚通过国审，恰逢洋种子先玉335陷入“转基因”质疑，农华101一度被业内奉为“民族品牌”，这个民族品牌在后来的推广过程中，受到过来自地方政府等多方保护。
“但是他们最终还是走了弯路。”他所说的弯路是指大北农相关人员到美国偷盗玉米种子一事。这事他分得清楚，偷盗行为确实不对。
数据显示，大北农的研发投入呈现越来越少的趋势。除此之外，大北农的失利，还表现在市场方面。年报中，其2013年种子销售下滑25.47%。
“这主要是因为大北农营销等方面没有跟上，加上去年，整个育种行业因为泛滥导致的恶性竞争加重了多数企业的库存压力，大北农的压力更大。”
中外玉米种子田间斗法
自从1993年孟山都敲开中国种业市场的大门，外国种子在中国田间的增长势如破竹。尽管这20年间，中国也曾研发过与之技术匹敌、甚至技术有所超越的玉米种子，但是最终还是无法挽回失去的“领地”。
洋种子应景扩张
艾格农业分析师马文峰这样看中国从事种业育种的企业，研发投入不足，他们更多依靠跨国种业公司的销售而生存。
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敦煌种业和登海种业，而他们销售的主要是美国杜邦先锋的先玉335。在玉米种子销售行业工作十多年的何磊告诉新金融记者，先玉335在它所在的区域市场份额占到了30%~40%。
何磊介绍，这款种子的主要特点是单粒播、籽儿长、脱水快，作为猪饲料适宜消化。
“即便是现在，先玉335在中国的销售还很强劲。”他说。先玉335一进入中国种子市场，便成为了宠儿，而其中的必要条件便是其强大的市场推广能力。
2001年，中国种业市场刚刚正式开放，杜邦先锋在孟山都之后进入，带来的一款专利性产品便是先玉335。在此前，孟山都的种子在中国进展迅猛。杜邦先锋成立了一个先锋良种国际有限公司。按照中国种业相关法律，外国种业公司不能在中国直接成立分公司，所以先锋以合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而其合作方是中国种业市场两大巨头，登海种业和敦煌种业。
知情人士透露，登海种业在跟先锋合作之前，经营状况并不好，已经有了库存危机。与先锋合作之后，登海种业年复合增长率达到了100%，毛利率达到了70%，净利润率超过50%。
华中农业大学教授严建兵告诉新金融记者，先玉335单粒播的特点十分应景。因为进入21世纪，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失严重，单粒播的推广，可以解放部分劳动力。尤其是在玉米主产区中国东北地区，特别受欢迎。
先玉335在中国土地上一炮而红，不过业内人士认为，单粒播是一个新的优势，但是先玉335并不是一个革命性的产品。“跟苹果手机一样，贴上了外来的标签，但它并不是一款完美的产品。”
先玉335之所以在中国迅速扩张，跟其美国公司雄厚的资本有关。在中国，种子行业大规模传播新技术，推广新品牌，都需要大笔的资金投入。杜邦先锋有这个资金实力帮助他们完成。除了先玉335品牌上的胜利，其合作商登海种业和敦煌种业也因此获得巨大利润。
国产为何失败
在种子行业，并不是只有先玉335所向无敌。国产品牌中，能与之抗衡的也有。郑单958和农华101都曾经是它的主要对手。
郑单958是由河南农科院堵纯信先生培育，在2001年之后，成为第二代玉米种子的代表。它的主要特点是耐受性好、抗病性高、抗倒伏。事实上，郑单958的播种区域比先玉335要广。
在先玉335出现之前问世，郑单958主要是更替了中国第一代广泛播种的玉米种子农大108，是黄淮地区和东北、华北地区的主流玉米种子。
尽管郑单958是中国玉米种子代表，而且是相对最为成功的一款产品，但是在严建兵看来，它还是有自己的失败之处。
“知识产权保护太差，任何一个公司都可以根据它的技术改良，现在遍地都是郑单958。”严建兵说。郑单958最终确实没有形成像先玉335那样具有品牌性质的产品，严建兵把这一点归结为中国种业市场普遍存在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力。
马文峰也指出，在中国，研究出一款新的玉米品种并不是一件难事。“过去很多企业都可以根据别的产品制种，导致玉米种子严重泛滥，假种事件频发。现在有个后遗症，就是大多数企业库存量很大。”他说。
郑单985研发者堵纯信先生本身为农科院研究员，他所培育出来的郑单958几乎不带有企业基因，这个“出身”是与先玉335最大的不同。
与严建兵教授之前的观点一致，何磊认为，中国种子失败的地方还有一处，那就是太缺乏品牌推广力度。
田间的争斗
围绕着国产种子和洋品牌种子，尽管有一些实力相当，但是对于中国农民来讲，选哪一个，深藏商业运作的秘密。
一粒种子直接影响着农民一年的收入，所以农民为自己的耕地选种子跟为自己的孩子选奶粉有着同样的心态。
何磊向新金融记者表示，并不是哪款便宜选哪款，他们最认牌子。不过，他所说的牌子并不是指国产品牌和洋品牌，而是指口口相传而来的口碑。
“我可能连先玉335是洋品牌都不知道，我知道它的一些特点，很多人种过之后都说好，并且它的一些特性正应对我们当地所常见的问题，能满足我的需求，我就会选。”一位玉米种植者告诉新金融记者。
“在种业，品种是王道，是制胜的关键。”一位行业观察者总结。除了口碑效应，各个企业在田间地头展开的竞争策略也直接影响着农民的选择。
上述玉米种植者告诉新金融记者，2009年之前，因为先玉335在当地的推广以及它本身的口碑不错，他也一直种先玉335。但是2009年，登海种业业务员为了推广自己的种子，直接来到该农户家中做实验。
“他直接到我们的农田指导该如何种植，并且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记录，等于直接在我们的农田做实验性推广。”他说。
结果是，实验还算成功，他和参与实验的几家农户的玉米都获得丰收。
那之后，登海种业的玉米种子在当地的扩张非常快。现在已经5年时间，当地农户们还继续选择这款产品。
何磊表示，这些企业对于他这样的销售商不会有太多让利，“价格都定死了。”但是对于农民，他们的策略反而更多。
失窃种子背后的身影
半年时间以来，舆论围绕偷窃种子事件的风波一浪高过一浪，从企业到NGO组织，从国内到国外，虽然法律最终都给出了各自的判决，但这一切远未结束。
绿色不“和平”
大北农董事长之妻莫云以及大北农其他员工在美国因为“窃种”而被捕。对于涉事企业来说，因为偷窃事件发生在美国，他们得到的结果是严厉的。因为涉事的大北农为上市企业，消息发布出来的时候，大北农一度停牌，股票至今还在下跌。
不少行业分析师认为，中国上市企业到外国偷盗种子，反映出中国在研发水平上面的落后。然而，这件事情所触碰的法律层面，却很少有人关注。
“中国在这方面的意识不够。”华中农业大学教授严建兵说。
3个月前，他也经历了一场“窃种”事件，不过，因为涉事一方为国际NGO组织，虽然他们也报了案，但是至今他们也没有看到“窃种”者受到任何制裁。
上述国际NGO组织是指总部位于荷兰阿姆斯特丹的绿色和平。2014年4月初，3名来自国际NGO绿色和平组织的人员进入华中农业大学海南陵水水稻基地试验田，在试图盗窃种子时被该基地师生当场抓获。
严建兵在描述该事情经过时，曾强调基地工作人员从涉事一方身上发现了三包B5纸张大小的自封袋，里面装有种子和叶片。并介绍，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也有公安介入，但是最终还是有可能不了了之。
据称，事件发生后，当地公安部门以市场上的种子价格计算被盗种子的价值，认为只有几块钱，达不到盗窃罪的立案标准。
“我们的材料已经被定为机密级了，这样的结果反映了我们国家对知识产权重视不够，从来我们一直以为自己‘技不如人’。而恰恰在这个农业生物技术领域，尤其在水稻遗传育种和生物技术方面，我们毫不谦虚地说是国际领先的，而华中农业大学的水稻研究在国内是一流的。”严建兵在事后表示。
早有“前科”
事实上，这并不是绿色和平第一次在中国科研基地偷盗种子。严建兵告诉新金融记者，2004年，华中农业大学在农业部批准下，在武汉拥有1000亩试验基地，用来做生产性试验。随后，绿色和平在该试验基地收集了27个材料，并送往德国基因时代公司进行检测，发现其中25个存在转基因阳性样品。
当时并未有相关机构阻止绿色和平的行动，2005年，绿色和平在北京、广州等地开新闻发布会，向外界发布了这一检测结果。
严建兵随后给出证明绿色和平非法获取材料的证据之一是，2006年“欧洲食品研究技术”（Eur Food Res Technol， 2006 224:271–278）刊登德国M?de等人关于转基因抗虫水稻检测技术的文章，在材料和方法中文章作者明确表明其Bt水稻样品来自于绿色和平组织2005年春天在湖北松滋所获得的种子。该检测技术也被推荐给欧盟用于欧洲食品进口的检测。
严建兵表示，这次绿色和平的行动可能是随后中欧贸易摩擦的直接原因。因为2006年之后，欧盟就熟知我们今天仍处于保密状态的转基因BT水稻的核心机密，并根据这些机密开发了检测技术。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过去10年对欧贸易中，我们国家为何屡屡受挫。”他说。
不过，也有国内环保界人士相信绿色和平动机的单纯性。“绿色和平一向的风格就是不按常理出牌，他们的使命是保护地球、环境及其各种生物的安全及持续性发展，所以我觉得他们跟记者暗访取证的行为没有本质区别。”该环保界人士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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