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了其开展的一项关于转基因的调查报道，认为关于转基因作物的争论忽略了一个更基本的问题：美国和加拿大的转基因作物没有降低化学除虫剂的使用量，也未显着提高粮食产量。
不过，国内外科学家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对该调查的方法及结论提出了质疑。
西欧农药用量减少是政策所致
《纽约时报》调查显示，自20年前美国引入转基因玉米、棉花和大豆之后，杀虫剂和杀菌剂的使用量降低了1/3，喷洒型除草剂使用量上升了21%；相比之下，法国杀虫剂和杀菌剂的使用量下降了65%，除草剂的使用量也降低了36%。
这样的数据没有得到科学家的认同。“直接把美国的数据和法国的数据作比较，一点意义都没有。”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教授卡尔·普瑞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他们只看到了现有资料里显示的一些数据，就将原因归结为转基因农业，而没有研究数据背后的其他原因。”
并非所有除草剂都用于农业。“在发达国家，除草剂除了用于农田除草外，还广泛用于林业苗圃、高尔夫球场草坪。”中国科学院院士许智宏说。
此外，政策因素对农药使用量的影响很大。“西欧除虫剂等农药使用量显着减少是因为有政策限制。”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教授黄季焜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据报道，法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控制农药使用，在除草剂使用方面也相对谨慎。4月，法国决定禁止使用含有添加牛脂基伯胺的草甘膦除草剂产品。
“转基因增产”实为“稳产”
关于“转基因增产”的质疑并不新颖。
早在2013年，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教授杰克·海尼曼等人在《农业可持续性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指出，1996年起北美开始大规模种植转基因作物，但与西欧相比，北美并没有产量优势。
“生产成本同样需要纳入对转基因作物产出效应的分析之中。”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罗云波告诉记者，从绝对产量上看，美国农业采用转基因作物后，管理相对粗放，欧洲虽然产量高，但生产成本更高。
不过，公众对于“转基因增产”的问题，长期以来存在理解误区。
转基因作物“实际上是减少了因虫害引起的损失，达到的结果是‘稳产’”。许智宏表示，杀虫剂使用后“增产”，是针对有虫的作物作为对照的，同样，应用抗虫转基因作物，大大减少了杀虫剂的使用，同样减少了虫害的损失。
据统计，1999年，转基因抗虫棉和非转基因抗虫棉的单产分别是每公顷3.4吨和每公顷3.2吨；2000年，非转基因抗虫棉单产降至每公顷1.9吨，而转基因棉单产仅下降至每公顷2.9吨。
鉴于此，转基因能否增产以及能够增产多少，并非绝对，而是因时因地而异。“以抗旱转基因作物为例，不干旱时转基因作物增产的效果并不明显，一旦发生干旱，它的产量一定比非抗旱转基因作物稳定；而对于抗虫转基因作物来说，如果原本虫害比较严重，这时候用抗虫转基因作物，增产效果会非常明显。”黄季焜说。
转基因科普该改改了
11月10日，在“中国农业生物技术发展、挑战与政策研讨会”上，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瑞法发布了一组令在座听众惊讶的数据。
胡瑞法团队对经常报道转基因问题的54位记者进行调查，分别让他们判断五个问题——“转基因番茄中含有基因，但普通番茄中不含基因”“人和动物的一生，基因经常变化”“把动物基因转入植物体中是不可能的”“杂交水稻是转基因水稻”“如果父母双方的血型分别是A型和B型，他们子女的血型可能是O型”，全部答对的仅10位记者。
同时，他们将同样的五个问题抛给1460位被调查公众，结果发现考试不及格人数占全部样本的56%，即一半以上公众缺乏独立判断媒体有关转基因信息正确与否的能力。
“目前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程度较低，其重要原因与媒体对转基因的妖魔化有关。在谣言广泛流行的条件下，公众对转基因科普的接受程度较低。”胡瑞法说。
胡瑞法建议，建立转基因安全理性讨论平台，使有关转基因相关讨论回归至以科学和事实为依据。
“未来，我们要做精准科普。”罗云波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现在，科普工作还比较粗放，都只是笼统地告诉公众转基因可以减少虫害，增加产量，但没有更详细地体现具体的增产方式。”
罗云波建议，今后转基因科普工作要“就事论事”，就着具体的生态效益、防止病虫害效益、降低成本效益的细节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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