畜牧业“芯片”亟须科技加持

　　“我国白羽肉鸡、肉牛主导生产品种的对外依存度分别为100%、70%。”近日，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合成在2019畜禽种业发展研讨会暨国家畜牧科技创新联盟工作会上指出，提高畜禽良种自给率是当前畜禽领域国家最紧迫的战略需求。

　　农业农村部总畜牧师马有祥在会上指出，应继续加强“大联合”“大协作”，再突破一批关键共性技术，破解一批“卡脖子”问题，集成创新一批实用模式，助力畜牧业高质高效发展。

　　畜牧业的“芯片”

　　“畜禽良种是畜牧业的‘芯片’，是决定畜牧业发展的核心要素，是各国畜牧业科技竞争的焦点。”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司长张延秋在会上指出，畜禽种业发展一般有三个阶段：地方品种资源为主、进口高产品种主导、进口品种国产化与自主培育品种相结合。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张延秋介绍，以畜禽地方品种为育种材料，我国科学家培育推广的黄羽肉鸡、白羽肉鸭等优良品种居国际领先水平，打破了国外垄断。据统计，有53%的畜禽地方品种得到产业化开发，成为产业扶贫的重要抓手和特色畜牧业发展新引擎。

　　张合成指出，中国农科院组织的畜禽良种化科研攻关计划启动以来也收获多项成绩，培育了京星黄鸡、栗园油鸡蛋鸡、中畜草原白羽肉鸭、中新白羽肉鸭、鲁西黑头羊、高山美利奴羊、阿什旦牦牛等畜禽新品种，并实现产业化。

　　而肉牛、奶牛、生猪等大动物育种也取得了重要进展。

　　“遗传改良的作用是永久的，对整个行业作用巨大。”国家肉牛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李俊雅告诉《中国科学报》，当前我国肉牛繁育体系主要由种公牛站、核心育种场、扩繁场组成，国家级核心育种场有38家，核心育种群达2.14万头。

　　2011年，我国成立了国家肉牛遗传评估中心，开展全国肉牛生产数据收集、肉牛遗传评估和结果发布工作。这为应用传统育种技术与基因组选择、胚胎移植等现代育种与繁殖生物技术相结合的手段，加速种牛的培育与选择奠定了基础。

　　国家奶牛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胜利介绍，我国奶牛育种的工作核心是采用适宜的遗传评定方法选育优秀种公牛，以使奶牛群体得到整体的遗传改良和提高。2008—2016年，我国奶牛群体产奶量、乳脂量、乳蛋白量、体型总分的年遗传进展效率一直在不断提高。

　　在原农业部支持下，中国农大承担了中国荷斯坦牛GS技术平台的研发，2012年通过成果鉴定，从此建立了我国自主的荷斯坦牛参考群体，创立了基因组育种值GEBV 估计新方法，发掘了重要经济性状功能基因，研发了遗传缺陷基因诊断技术，建立了高效的优化实施方案。

　　而我国瘦肉型猪育种的时间不长。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王立贤介绍，“经过20 多年的发展，我国种猪行业基本完成了以引进吸收、改良提升为主的转变，步入了以创新追赶、自主选育为重点的时期，具备了与国际品种同台竞技的基础。”王立贤说，目前的发展目标是“有自己的良种可用”。

　　长期以来，我国的肉鸡育种工作主要集中在黄羽肉鸡领域，现已形成一系列有特色的育种技术。国家肉鸡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文杰介绍，如矮小型鸡、隐性白羽肉鸡配套制种技术，dw基因等质量性状分子标记辅助诊断技术在黄羽肉鸡育种中得到广泛应用，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黄羽肉鸡早期的育种技术水平较低，但现在已经提高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如在全基因组选育（GS）方面，中国正逐渐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

　　在张合成看来，尽管已经培育出一些优良新品种，但我国畜禽种业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在国际上仍处于跟跑位置。“首要的是从国家需求出发，开展畜禽种业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搞清楚短板和弱项，看准‘卡脖子’问题有哪些。”

　　张合成认为，有以下科学问题急需解题：畜禽种质遗传资源发掘、保护与创新利用不足；畜禽重要经济性状的分子遗传机理研究不够；畜禽生物育种新技术的研究与应用仍有待加强；畜禽品种选育遗传进展缓慢；畜禽良种繁育效率低等。

　　“尽管近年来我国肉牛生产一直保持增长态势，但如果没有明显技术进步，我国生产的牛肉远远不能满足需求的增长。”李俊雅则告诉《中国科学报》，种业创新迫在眉睫。

　　核心育种场整体育种群规模小、选择强度低、遗传进展缓慢、技术力量不足、选择路线不明确、生产的公牛遗传水平低、地方品种没有持续选育、培育品种进展缓慢；公牛站总体供不应求、高遗传素质公牛少、市场竞争力差；而政策及管理层面缺少相关法律法规建设、精细化管理不足、种业各环节监管执法部门力量不足、各地区种质管理标准不一等等，都是李俊雅眼中肉牛种业发展面临的难题。

　　让王立贤更为担心的是，非洲猪瘟不期而至，打乱了养猪业的发展格局和步伐，“让我们付出了几乎难以承受的代价”。非洲猪瘟的发生促使行业不得做出重大改变，育种将更加关注系水力、肉色等指标；大型屠宰企业的占比提升，也将使育种根据分级标准调整选育重点；联合育种更加困难，应发展企业化育种。

　　而且，我国生猪育种本身就存在明显不足：选择准确性差、育种效率低；育种针对性差，企业自主育种能力不高。

　　尽管黄羽肉鸡育种水平已和国际接轨，但白羽肉鸡的情况不容乐观。文杰介绍，我国白羽肉鸡引种量大，易受种源疾病的困扰。现在，国产白羽肉鸡的品种还没有重大突破，但业界一直在朝这方面努力。由于门槛高、育种投入大且产出慢，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企业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和坚定的决心，并承担风险。

　　“华西牛联合攻关已形成良好的工作机制，全国第一个牛联合育种实体组织注册成立。”李俊雅说，联合育种已经成为必然趋势。金博肉用牛后裔测定联合会、肉用西门塔尔牛育种联合会、安格斯育种联盟等相继成立，肉牛遗传评估中心还联合38家核心育种场实施改良计划。

　　《中国科学报》了解到，联合育种已经是我国畜禽育种科学家的共识。

　　张胜利指出，奶业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联合育种是必要且可行的。这需要多部门合作与协调，实施统一改良计划。政府部门负责政策制定，品种审定；教学科研单位负责技术推广；奶业协会负责ID号、登记和体型鉴定；遗传评估中心负责数据处理、遗传评估；奶牛个体生产性能测定中心负责生产性能、体型测定；种公牛站负责后裔测定。

　　例如，美国荷斯坦协会（CDCB）负责确定美国的奶牛国家育种目标和综合选择指数TPI公式，其奶牛联合育种体制采用平衡育种理念，以奶牛高产、长寿性、健康、繁殖力等为主要育种目标。

　　今年，农业农村部印发的《国家畜禽良种联合攻关计划（2019—2022年）》指出，到2022 年，形成一批畜禽联合攻关的标志性成果，商业化育种体系进一步优化，畜禽种业发展质量效益显著提高，育种企业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初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畜禽种业自主创新体系。

　　由此，7个联合攻关组成立，坚持问题导向，政府引导、专家领衔，企业主体、多元合作，统筹谋划、整体联动。

　　此外，张合成认为，缺乏重大科研平台是畜禽良种化科技攻关的最大短板。由于畜禽育种周期长、见效慢，需要有稳定的育种基地、种群数量和经费支持。中国农科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与甘肃省平凉市政府合作，正在建设西部肉牛种质创新基地，为培育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肉牛品种提供重要保障。

　　“农业科技工作者要落实国家‘畜禽良种化’的战略部署。”张合成强调，应尽快设立国家科研重大专项，使之成为国家实施“畜禽良种化”战略的具体抓手。开展畜禽良种化科技攻关，必须产学研相结合，按照创新、创造、创业“三创一体”创新链的思路，构建产学研一体科研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