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这次《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法的一个基本看法就是，矫枉必须过正。陋习一定要改，矫枉如果不过正的话还是解决不了问题。”昨日（13日）下午，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汪劲说。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中国环境法治公益平台13日举办题为“巅峰对话：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看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公益讲座。汪劲在受邀演讲时表示，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对于《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法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
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自1988年通过，1989年3月1日起施行以来，历经多次修改。其中有两个时间段的修法过程最为重要，分别是2004年和2016年。
2004年修法从2003年上半年就开始动议。当时，肆虐全国的非典疫情还没有过去。有专家研究发现，引起非典的冠状病毒与一些野生动物所携带的冠状病毒最接近，因此推断非典病毒来源于野生动物。虽然这种说法还没有定论，但是人们已经意识到滥食野生动物是极不文明、不健康的饮食方式。滥食野生动物，最终会影响到人类的生存。
当年5月25日，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专家委员会率先向全社会发出建议书，建议“摒弃滥食野生动物陋习，树立文明健康饮食方式”，建议全国人大尽快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在《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增加对非法购买、经营和消费来源不明的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行为予以处罚的条款。建议在《消费者权益法》当中，对点食、购买野生动物这种违法的消费不予保护。甚至建议一些滥吃野生动物状况严重的省份，“把不吃野生动物作为一条纪律，写进党员干部考评当中”。
当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确定把《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改列入2004年的立法计划。但禁食野生动物的条款遭到许人反对，原因是食野味在我国已有千百年历史。
汪劲说，结果2004年这部法律出来之后，禁食野生动物的内容一个字都没提，初衷并能实现。
2015年底，《野生动物保护法》再次迎来大修。2015年12月21日，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鸿举作关于《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的说明时表示，“滥食滥用野生动物的陋习在一些地区还相当盛行”“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走私和非法贸易的问题在边境地区时有发生，不仅威胁生态安全，还危及人体健康，败坏社会风气，有损国家声誉”。
在这次修法中，“禁止违法经营利用及食用野生动物”再次被提了上来。修订草案规定利用、食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应当遵守法律法规，符合公序良俗。
汪劲说，2015年《野生动物保护法》一审稿中，又提出了对于食用野生动物进行一定的限制和禁止，但到二审稿和最后通过的时候，把禁止食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规则还是取消了。
最终，对争议较大的虎骨、犀牛角、熊胆是否可以入药公开销售的问题，法律给予支持。而有关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的问题，修改后的法律规定，“禁止为食用非法购买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但这句话显然有漏洞。
2016年修改后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被很多人称为“利用法”。在“合理利用”的幌子下，野生动物驯养繁殖产业一路畅通，大量非法或许可养殖的野生动物从这条渠道流向市场。2016年的修法，最大障碍就是部门利益。修法没能打破它，反而将它固化了。
对于近期广东、深圳、海南等地先行立法全面禁食野生动物，汪劲表示赞同。他说，先行先试这种做法挺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后，特别是2015年《立法法》修改，扩大地方立法权后，赋予地方更大立法空间，鼓励有立法权的地方在生态环境等领域制定地方性法规。只要不违背《野生动物保护法》中的禁止性的规范，对于有些法律授权性的和法律没有禁止性的内容，是可以扩充的。
189265785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