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野生动物走私仍猖狂，专家建议尽快建立部门权力清单

　　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并没有让非法野生动物交易收手。有关专家对此建议，应尽快出台林草、工商、海关、环保、公安等部门在打击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走私和非法贸易的部门权力清单，细化打击野生动物走私的国际合作机制。

　　海关总署3月20日通报，广州海关缉私局近日联合地方公安打掉一个走私、运输、贩卖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4名，现场查扣犀牛角16只、重36.6公斤。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各地海关接连破获多起野生动物走私案。3月5日凌晨，海关总署统一指挥广州、合肥、成都等海关缉私局开展打击野生动物走私“护卫2020”专项行动，破获一起走私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制品大案，一举抓获犯罪嫌疑人12名，现场查扣“干制蛤蚧”等野生动物制品20.3吨。

　　3月9日凌晨，海关总署统一指挥南宁、合肥海关缉私局联合广西公安机关，成功打掉一个穿山甲鳞片走私犯罪团伙，一举抓获犯罪嫌疑人9名，现场查获走私穿山甲鳞片820公斤；近日，天津海关所属邮局海关在两名犯罪嫌疑人为寄件人和收件人的国际邮包中查获两根象牙制品，重约590克；3月17日，石家庄海关破获1起走私野生动物制品入境案，抓获犯罪嫌疑人1名，查获涉嫌走私入境的疑似犀牛角、虎骨、羚羊角、海马干、熊胆等共计约4公斤。

　　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海关立案侦办走私濒危物种案件467起，查获濒危物种1237.6吨，分别增长2.2倍、8.6倍。其中侦办走私象牙制品案件170起，查获象牙制品9.2吨，分别增长3.5倍、10倍。先后9次精准情报指引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海关查获走私穿山甲鳞片59.78吨、象牙11.04吨、犀牛角90.5千克。

　　而在2019年之前，野生动物走私案件并没有这么多。

　　2019年8月，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科技信息研究所王文霞、陈绍志等专家专门就“近年我国海关打击野生动物走私状况”进行了分析。据统计，2008~2018年间中国海关总署官方网站公布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非法走私案件的数量为390件。不同年份的案件数量有所差异，其中2016年案件数量最高，为61件，2011年案件数量最低，为11件。

　　2019年野生动物走私案件成倍增长，一方面是海关等部门加大了打击力度，但另一方面也说明非法野生动物贸易之猖獗。

　　王文霞等专家介绍，近10余年野生动物走私的途径主要是个人携带、邮寄及海运等，其中个人携带走私占有比例最高，海运走私涉及数量规模最大，此外近年由于网络购物的流行，非法邮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案件数量呈明显的上升趋势。

　　从地域上看，野生动物非法走私案发频次最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沿海及边境地带，如广东、云南及福建等。沿海地区交通物流发达，边境地区管理难度很大，给一些走私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不法分子提供了便利作案条件和非法交易渠道，因此沿海口岸城市和接壤边境地带是打击和控制野生动物非法贸易主要地区。

　　2019年，《野生动物学报》一份《中越边境野生动物贸易和养殖状况调查》报告介绍，东南亚地区具有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但经济却相对落后，因此一直是野生动物贸易的热点地区，而中国是该地区贸易最为频繁的国家之一。

　　中越边境总长度为1450公里，其中陆地边界长1347公里。中国境内与越南接壤的共有7个州/市，其中广西4个，目前最活跃的对开口岸位于东兴市和凭祥市；云南有3个，最活跃的口岸位于河口县。

　　第一财经记者此前在广西靖西县龙邦口岸小商品一条街采访时看到，超过一半的店家出售爬行类、蛇类野生动物制品。店家称这些野生动物来自越南。

　　调查人员通过实地走访、向林业主管部门咨询及网络收集等方式，对中越边境两市两县的野生动物贸易和养殖状况进行了调查。共调查到贸易野生动物43种，包括兽类13种，两栖、爬行类10种，鸟类20种。42种涉及非法贸易，其中有15种属于国家I级或II级保护动物。

　　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云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组织在2015年曾对云南及边境地区野生动物及其制品非法贸易情况进行调查。调查发现，穿山甲、亚洲象、虎和熊制品贸易频次较高，其销售用途主要是药用和收藏，国内外贸易市场上均有出售。除动物制品外，非法贸易还包括穿山甲、巨蜥和龟鳖等活体，其中穿山甲频次较高。

　　调查发现，虽然我国对云南省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非法贸易曾进行了严厉打击，但漫长的边境线使野生动物的非法贸易始终禁而不绝，而且呈现隐蔽性增加、贸易种类和数量增大的趋势。

　　对于野生动物的非法交易方式，南京森林警察学院野生动植物物证技术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实验室费宜玲等专家去年在《野生动物学报》上介绍，目前，国际上最常见的在线贩卖方式，主要通过各种社交软件寻找想要购买野生动物或产品的买家，或通过各种购物平台购买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等，然后通过银行卡转账等多种形式转移资金，最后将精心伪装的野生动物或野生动物产品通过快递物流运输到买家手上。

　　2018年，犯罪嫌疑人陈某长期从广西、广东、湖南、福建、江西等省上家处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再通过下线直接销往高档会所、农家乐等场所，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野生动物非法交易网络，案件辐射广西、广东、湖南、福建、上海、江西等多个省份以及省内的近20个市县区，涉案价值超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走私《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ETS公约）附录Ⅰ、附录Ⅱ植物的案件呈逐年递增之势。”在《森林公安》（2019年第4期）上，江苏省无锡海关缉私分局情报科科长黄冬明说。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政法学院教授蒋兰香去年1月在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上撰文表示，刑法虽然对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进行了严格保护，但破坏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化仍不全面。目前我国只有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的行为入罪。要对国人食用猴脑、鱼翅等野生动物食物、追求富贵和奢华裘皮服装的需求进行控制，仅制裁已有犯罪行为显然不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研究员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我国，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走私的对象既包括可以生产中药、生产工艺品或者可以食用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还包括可以观赏的野生动物。

　　常纪文认为，打击野生动物走私的国际合作机制需要细化。他建议，在国家林草局的协调下，加强国内外民间组织在野生动物保护以及打击走私和偷猎、非法运输、销售方面的交流和合作，形成超越国界的打击野生动物走私的民间信息网络。

　　“还可以由国务院协调，出台林草、工商、海关、环保、公安等部门在打击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走私和非法贸易的部门权力清单，细化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建立统一的野生动物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的信息平台。”常纪文说。

　　近日，有不愿透露姓名的地方官员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实际上是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保护法，对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三有”（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野生动物保护效力很低，对其他野生动物完全不适用。除此之外，在法律规定上不够全面，在部门职责划分上不很明确，在人工繁育、经营利用管理上漏洞很多，在检验检疫和监管执法上远未到位。

　　另外，森林公安、缉私警察以及地方公安的食药环部门是我国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犯罪的主体。但他们在执法中面临的最头疼问题，就是鉴定难、价值核定难和经费不能保障等困难。办理一个大案要案，动辄花费上百万元，有些执法部门宁愿就事论事息事宁人，也不愿穷追猛打把整个犯罪团伙全部缉拿归案。

　　常纪文建议，由外交部牵头，协调林草、工商、海关、环保、公安等部门，建立协同的国际谈判和国际合作机制，以及统一的野生动物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的信息平台。

　　此外，中国政府与CITES公约秘书处协商，并与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原产地、运输地国家加强重点沟通，针对跨国走私，共同健全涉及中国的沟通、协调和通报机制，建立相互衔接的执法机制。只有这样，走私和非法贸易行动才能得到系统的遏制。